这本书看得很慢，大概一个月才看完，中间还看了阿加莎的《罗杰疑案》和半本余华的《兄弟》，如果不是图书馆借的书要还回去，估计还要看很久。说实话，杂文没有小说好看，即使它是极好的杂文。因为看杂文需要动脑子，需要思考，看起来又累又慢，看小说就轻松多了，情节连贯性强，吸引力大，很快就能看完。
王小波的杂文写得很好，我也是从看他的杂文了解了他和他的思想，进而看了他的小说，成了他的门徒。
书中可以看出作者非常喜欢罗素，多次引用他的原话或者思想，也喜欢西方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但讨厌孔孟程朱，尤其是孟子，觉得他偏执不讲理；认为中国的读书人两千多年来就研究些人际关系那点事儿，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作者喜欢有趣的东西，善于思考，理性思维强大，问题看得透彻，以理服人。
这些杂文是作者四十多岁写就的，好多处作者都认为自己身体健康，无病无灾，正当中年，来日方长。可我知道作者将不久离世，读的时候惋惜不已。
有些书很好，只是自己火候不到读不懂，到了一定岁数就看懂了。我觉得王小波的书适合四十岁左右来看，那样才看得懂，看得深刻。
《沉默的大多数》
1.为什么沉默
龙应台说，为什么中国人不说话，是因为中国人懦弱。作者说，我们不说话（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作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说苏联人在30年代，大家很害怕，都不说话，即使有争纷，也只是往别人的水壶里吐痰。还有一个例子是说别人把自行车停到你们家门口，你和他去讲理可能还没用，你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解决，把他车胎的气放掉，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把车子搬到他找不着的地方。作者引申出来说「权力即话语」，没有权利说出的话没什么用，所以大家选择用沉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2.话语的教育与熏陶
作者说「有个很大的误会，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教出来的。其实，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你也可以不听。」作者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小学的时候被要求读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读物，里面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看完以后，书本对他的教育没有完全成功，因为自己保留了一些人性，不然就要变成为性变态了。还有一个例子讲的是文革中两派斗争，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耳朵咬掉了，但没有吞下去，而是吐了出来。作者如释重负，觉得「同类不会相食，人性尚存」。
3.话语圈与话语权
在话语和沉默中选择，作者选择了沉默。「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但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读到这里我才明白《2010》里的男主为什么宁愿受罚也不愿做个「数盲」，因为他不想要进「话语圈」，因为人性尚存。
4.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
作者说「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5.话语捐
有些时候我们要「讲一些违心的话」，「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不过有的人是自愿捐献，这些人「往往有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说话时有总想交税的强迫症。」
作者讽刺了谄媚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缴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话。好听的说话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6.总结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分析了人们为什么沉默。首先沉默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当下的环境使然，不沉默会吃苦头，说话（反对）也没用——这是被动的沉默。其次是主动的沉默，不想昧心说话。作者保持沉默的原因是，「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认为「话语」和「沉默」是相对的两级，话语又等同于权力，没权力的的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用沉默来对抗话语。
《积极的结论》
理性的关键是：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但这一点有时候不容易做到，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
《极端体验》
「极端体验」指的是不正常的癖好，有的人就喜欢被虐待，屎往头上浇，喜欢乱哄哄不太平的日子。作者说自己还是喜欢：「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
《洋鬼子和辜鸿铭》
讲的是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洋鬼子来到中国，他本身是一个性虐待狂，看到当时中国的那些情况，觉得很过瘾，很兴奋。
那个虐待狂洋鬼子，他的理想是到处都是受虐狂，这种理想肯定不能叫做正常。很不幸的是，在中国他实现了理想。他说他看到的中国男人都是那么唯唯诺诺，头顶剃得半秃不秃，还留了猪尾巴式的小辫子，这真真好看死了。女人则把脚缠得尖尖的，要别人搀着才能走路，走起来那种娇羞无力的苦样，他看了也要发狂…
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 把自己叫做奴才，把sadist叫做主人。中国人有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至于只说对方是太阳，那就太不够味儿，还要加上最红最红的前缀。这似乎说明，我们这里整个是一座密室。
作者把清朝男人的小辫子叫作猪尾巴，女人的小脚称作猪蹄子，很搞笑。把中国的《三纲》比喻成M忠于S，很形象。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精神不就是SM么。作者能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确实厉害。
《肚子里的战争》
正儿八经的医生都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了，医院里的医生都是工农兵出身的卫生员。 他们很爱给人开刀做手术，给人做阑尾手术就要做好几个小时，每次手术都让一个生手来做，说「越是不熟就越要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这篇文章写的很是搞笑，把医院里医生那种笨拙的形态写得活灵活现，病人的肚子成了医生练手的战场，这也太儿戏了。
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作者去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当地的牧场的排水系统大为震惊，联想起自己在山东老家插队时候的场景，用独轮车拖着几百斤的粪上山。作者觉得这种功效很低，为什么不用工程去解决，而用宝贵的人力呢？
作者说，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在老家时，他不喜欢「简直和伤心没两样的活儿」，但是也要表现得更加勤劳朴实，更加少心计，这样就可以被推荐去上大学，跳出这个火坑。
当年我假装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站在荷兰牧场面前，我发现还有第三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
这篇文章中上山运粪的场景在小说《这辈子》有所体现，看来作者小说中那种艰难痛苦的劳作描写是从切身体验中得来的呀。
《门前空地》
讲的是作者在美国看到不同国家的人在门前空地怎么营造花园的事情。英裔美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比较正经和严谨，而中国人嫌麻烦随便搞搞。作者由此得出「门前空地虽是你自己的，但在别人的视线中……一本正经建设的花园，不是胡乱堆的。过往的行人看到，就知道屋主人虽然老了，但也不是苟活在世上。」
《卖唱的人们》
作者在北京西单看到盲人卖唱，觉得很难过，因为这些盲人身上都很脏，歌唱得也过于悲惨。他说在世界各国见到的卖唱者，不像他们这样。
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奏，不一定会有损个人尊严，也不一定会使艺术蒙羞……人在年轻时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糊口或攒学费，等待进取的时机，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这不要紧，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我觉得国内街头的并不能称之为「卖唱」，而应称之为「乞讨」，因为在国内没人欣赏你的艺术，觉得你唱得好就会给你钱，所以大多数人把自己装扮成又脏又惨，通过博得人们的同情心来要钱。
《打工经历》
这是作者在美国给一家餐馆搞装修的事情，两个人虽然都是工程师，但是从来就没搞过装修，他们在做的时候，附近的装修工人总过来围观，并嘲笑他们。刚开始他俩还不能接受，还想跟人争论，到后来搞了一个多月，搞出了一个烂摊子，只好辞职走人。最后这个项目被周围的装修队拿走了，他们俩又反过来围观，一看才知道专业的还是不一样，所以说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隔行如隔山，专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人来做。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经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至今还活着。要是可以随意翻盖，那就会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造的东西，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这两种感觉真是大不相同。这位意大利朋友还说，意大利的古迹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属于一代人，而是属于一族人，从亘古到如今。
中国人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也是个放大器。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搞不清。举例言之，我们讲究孝道，人人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谁能说这不是自激现象？再举一例，中国传统道德里要求妇女守身如玉，从一而终，这可是个好道德吧？于是人人盛赞节烈妇女。翻开历史一看，女人为了节烈，割鼻子拉耳朵的都有。鼻子耳朵不比头发指甲，割了长不出来，而且人身上有此零件，必有用处；拿掉了肯定有不便处。若是为“节烈”之名而自杀，肯定是更加不妥的了。
“忠”可算是有东方特色的了，而且可以说它是孝的一种变体。
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激，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激去干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激，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激去干扰；这样激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搞得不好，还能把两种毛病一齐染上：出了门，穷奢极欲，非奔驰车不坐，非毒蛇王八不吃，甚至还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满嘴仁义道德，整个一个封建家长，指挥上演种种草人命的丑剧；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兴趣，了无生趣。
《思想的乐趣》
作者插队时无书可看，非常寂寞，他想看书，想学习，想思考，想从思考中得到快乐，但通通都没有。
一个人躺着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欲望就是学习。
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
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
《高考经历》
讲的是作者考大学的事情，作者喜欢理科，喜欢逻辑学，喜欢思考，不喜欢死记硬背。
《对待知识的态度》
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代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得很。
打个比方来说，我上大学时，学了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今天回想起来，都变成了老掉牙的东西。这门科学一日一变，越变越有趣，这种进步真叫人舍不得变老，更舍不得死……学习科学技术，使人对正在发展的东西有兴趣。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常听人说，人有知识就会变聪明，会活得更好，不受人欺。这话虽不错，但也有偏差。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非无知的人可解。不管有没有直接的好处，都应该学习持这种态度来求知更可取。
《我为什么要写作》
作者父亲不想让他们的子女学文科，因为在那个年代，文科容易遭受事端，不如安安稳稳的学一个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有功世道的理科专业。
但是作者还是喜欢写小说，他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仅总有增熵现象，而且需要有减熵的现象。不然「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总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
《拒绝恭维》
说的是人经不起恭维，被人恭维后就会晕晕乎乎、五迷三道，撒气癔症来。
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
《关于崇高》
有些崇高是虚伪的，只顾煽情和唱高调，但是唱高调也要合理些，越高调越虚伪。
《诚实与浮嚣》
朱熹分不清事实和意愿（愿景），中国人写文章都要写大题目，结论是一片光明，却不诚实。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做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做虚伪。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做浮嚣。
《个人尊严》
人有无尊严？有一种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做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知识分子的不幸》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道理。
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
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
我认为理智是论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
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
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
《我对小说的看法》
作者把小说分为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现代小说比古典小说复杂得多，信息量也大了很多。作者就是看了现代小说写得这么好，一度放弃了写小说。后来他发现虽然现代小说很难写，但是能写出来好的人也不多，即使曾经写出过很好的现代小说的人，产量也并不多。
《关于幽闭型小说》
作者说张爱玲的小说不同凡响，是因为她对女人了解得很透，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所以小说写得很地道，但是他并不喜欢看张爱玲的小说，觉得太幽怨了，看完之后烦。
中国有种老女人，面对着年轻的女人，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设法给她罪受：让她干这干那，一刻也不能得闲，千完了又说她干得不好；从早唠叨到晚，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捕风捉影，指桑骂槐。现在的年轻人去过这种生活，一天也不下来。但是传统社会里的女人都得这么熬。直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女人也变得和过去的婆婆一样刁。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
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说写得很地道。但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欢。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也有些人烦到一定程度就不烦了一他也“熬成婆”了。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牛和猪本来是自由自在的，人来了就被改变了生活的主题。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作者写了一只不遵守人类设置规则的猪，它警觉性高，模仿各种声音。有次模仿汽笛声，让人收错了工。领导决定对它专政，没想到它却逃脱了。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我看国学》
孔子
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
孟子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
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
朱熹
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
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智慧和国学》
中国人重实用，注重眼前的利益。西方人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关，这是一种兴趣。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
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是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由这件事我想到超级知识的本质。
《关于格调》
有人认为高大全伟光正的是格调高，个人的涉性的就是格调低。
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作者的侄子上了大学，热爱摇滚，想抛弃学业搞音乐。作者来劝他。
径直进入主题：“小子，你爸你妈养你不容易。好好把书念完，找个正经工作吧，别让他们操心啦。”回答当然是：他想这样做，但办不到。他热爱自己的音乐。我说：有爱好，这很好。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再去爱好不迟。摇滚音乐我也不懂，就听过一个“一无所有”。歌是蛮好听的，但就这题目而论，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我外甥马上接上来道：舅舅，何必要快乐呢？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哪。前人不是说：没有痛苦，叫什么诗人？
我说：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可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瑞·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想到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说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一个人在坐胎时就有男女之分，我以为这种差异本身是美好的。别人也许不同意，但我以为，见到一种差异，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这是一种市侩心理。当然，要按这个标准，中国人里市侩更多，他们死乞白赖地想要男孩，并且觉得这样能占到便宜。将来人类很可能只剩下一种性别——男或女。这时候的人知道过去人有性别之分，就会不胜痛惜，并且说：我们的祖先是些市侩。
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有关「给点气氛」》
罗素先生一眼就看出乌托邦是个母猪架子，乍看起来美轮美奂，使上一段，磨得光秃秃，你才会知道它有多糟糕。
《理想国与哲人王》
哲人王的可旧之处，在于他的学问。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有不懂的学问，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过程的，对于有理性的人，这些说法是你迟早会同意的那一种。
时值今日，还有人盼着出个哲人王，给他设计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乐于做哲人王，只可惜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这里的哲人王，我理解的应该是自负的「设计师」或者「统治者」——「想要设计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大家在其中幸福的生活。」
在乌托邦里，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所以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作者说，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什么叫失败？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失败。
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败”这个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是指人失去了继续斗争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人类向限度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而没有放下手中武器，还在继续斗争，继续向限度挑战的人并没有失败。如此看来，老人没有失败，老人从未放下武器，只不过是丧失了武器。老人没有失去信心，因此不应当说他是“失败了的英雄”。
那么，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老人竟是胜利的么？我确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胜利就是战斗到最后的时刻。老人总怀着无比的勇气走向莫测的大海，他的信心是不可战胜的。
《写给新的一年》
作者在新的一年回想起以前的种种古怪事情，比如超声波哨子、打鸡血、甩手等。这些诀窍在科学面前只能用古怪二字来形容。
真正的知识不仅能说明一件事应该怎样做，还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那些诀窍呢，从来就不说出为什么，所以是靠不住的。
